在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鑫优配，一座融合豫中民居与闽南骑楼风格的清代建筑群——陈星聚纪念馆，以3600平方米的体量承载着跨越海峡的历史记忆。作为清代“治台十贤”之一，陈星聚的治台实践与保台壮举，不仅被梁启超等后世学者推崇，更在当时即成为台湾士民共同敬仰的精神象征。本文结合《清史稿》《台湾通史》等史料及两岸学者研究，从历史语境与当代价值双重视角，重新审视这位清代官员的治台遗产及其对两岸文化认同的建构意义。
一、治台方略的历史突破：从“清赋革弊”到制度重构
清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54岁的陈星聚以台北府淡水厅同知身份赴台，面对牡丹社事件后吏治废弛、民生凋敝的困局，其施政首要指向积弊百年的“大小租”制度。据台湾故宫博物院藏《复台湾士绅书》手稿，陈星聚提出“民为邦本，税为民天，若脂膏竭尽，何以为国”的治理理念，将“一田一主”改革推行至3万余甲（约合30万亩）土地，厘清田赋积弊。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在《清代台湾治理研究》中指出：“陈星聚的赋税改革，打破了清代台湾‘番汉分治’的制度惯性，首次实现土地产权的系统性重构，为刘铭传后续新政奠定了经济基础。”
这一改革在当时即引发强烈反响。《淡水厅志》载鑫优配，台湾士绅曾联名抗议，但陈星聚以“治道贵实，不贵虚文”的强硬态度推进，最终获闽浙总督何璟支持。时任福建巡抚丁日昌在《抚闽奏稿》中评价其“刚柔兼济，能破百年锢习”，认为此举“使台地赋税岁增二十万两，而民不加赋，实乃治台第一良策”。
展开剩余66%二、保台精神的生命书写：从士大夫气节到全民抗战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法军侵台，63岁的陈星聚已升任台北知府。据《台湾通史》“陈星聚传”记载，基隆失守后，他“裂眦啮齿，须发尽张”，率2000余名乡勇筑土城固守，并在《筹防台北禀》中立下“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”的军令状。纪念馆东厢房陈列的法军军服纽扣，与《临颍陈氏宗谱》中“身被三创，犹据案批示军书”的记载相互印证，还原了台北保卫战的惨烈场景。
台湾历史学家连横之孙连信忠在《清代台湾士绅与抗日运动》中分析：“陈星聚以文官率乡勇抗法，打破了‘士不知兵’的传统认知，其‘以死保台’的决绝，直接激发了台湾士民的家国意识。”这种精神感召力在当时即转化为行动——《申报》1885年4月载，台北士民“捐钱助饷者日以千计，老弱妇孺亦送水送饭，无有退避”。陈星聚最终因劳累过度呕血而亡，临终仍念“台湾”二字，清廷追赠“三品通议大夫”，台湾士民“巷哭罢市鑫优配，建祠以祀”，其灵位被供奉于台北府城隍庙，实现了从官员到民间信仰象征的升华。
三、跨越海峡的记忆传承：从历史符号到文化认同
2009年“陈星聚文化研讨会”上，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志强提出：“陈星聚的治台遗产，本质是中原文化与闽南文化在台湾的创造性融合。”这种融合体现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：新北市“陈星聚街”的地名延续、每年清明的民间祭扫，构成活态传承；而纪念馆“两岸情缘”展厅中，1885年陈星聚与台湾士民合影、1988年其五世孙陈忠义与台湾宗亲会会长陈启清的跨时空对话，则具象化了“记忆的延续性”。
从学术价值看，陈星聚的实践为当代两岸关系研究提供了历史参照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《清代边疆治理与国家认同》中指出：“陈星聚以‘文官守土’的方式，将儒家‘修齐治平’理念转化为治台实践，其‘赤心护宝岛’的精神内核，与郑成功、刘铭传等共同构成台湾史中的‘中华认同谱系’。”这种认同在当代的延续，正如纪念馆前对联“青史照汗青”所昭示：历史记忆的生命力，在于其对现实的精神赋能。
陈星聚纪念馆的存在，不仅是对个体生命史的纪念，更是对清代边疆治理智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呈现。从《清史稿》的官方记载到台湾民间的自发祭扫，从学术研究的专业解读到普通人的情感共鸣，陈星聚的遗产已超越历史人物本身，成为两岸共享的文化符号。正如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：“真正的历史记忆，不在于形式的复刻，而在于其能否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。”陈星聚纪念馆的价值，正在于它以物质载体承载着不可割裂的文化基因，为两岸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历史维度的坚实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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